14岁少年签了28万的电子合同，平台没拦住要担责吗？

广东深圳，一名14岁少年用母亲的手机，三天内在某款手游里充值28万元。家长以“未成年人未经同意签署电子合同”为由起诉游戏公司。法院最终判决退还70%款项。

类似的案例越来越多。未成年人拿着家长的手机，在电子合同平台上点一点“同意”，就签下了一份大额合同。这时候问题来了——电子合同平台没有有效核验年龄，让未成年人就这么签了，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

一、未成年人签的电子合同，效力怎么认定

要回答平台要不要担责，得先搞清楚未成年人签的电子合同本身算不算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做了清晰的分级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十条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把这三条放到电子合同场景里，结论很清晰：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他们签署的任何电子合同，一律自始无效。

八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签署的电子合同分两种情况：如果合同内容是纯获利益的，或者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比如买文具、小额网络消费），合同有效；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合同就处于“效力待定”状态。

“效力待定”是什么意思？《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说得明白：“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也就是说，合同签了，但还没正式生效。需要等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父母——来表态：同意追认，合同就生效了；拒绝追认，合同就自始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进一步明确，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及内容，充分考虑合同与未成年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未成年人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合同标的、数量、价款等因素，综合判断缔约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是否相适应。

2026年3月，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在解读该指引时举了一个例子：15岁的小张未经父母同意，在直播平台打赏主播累计20万元。小张的父母没有追认，法院认定该行为与年龄和智力不相符，行为无效。

二、合同无效后，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

合同无效了，钱要退。但谁来退？退了之后平台有没有额外责任？

先看合同无效后的基本处理规则。《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就是说，合同无效后，取得财产的一方要返还。同时，有过错的一方还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平台有没有过错，是判断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的关键。

平台有过错的情形：未尽到合理核验义务

《电子签名法》要求电子签名人应当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信息，但并未直接规定平台对用户年龄的核验义务。然而，《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及《电子签名法》共同构建了一个基本合规框架：平台在提供电子签约服务时，应采取与其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措施，防范明显可识别的风险。

实践中，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几个维度判断平台是否有过错：

第一，是否具备识别可能性。如果用户提交的身份信息明确显示未满18周岁，平台有没有识别出来？

第二，合同性质与金额是否属于“高风险”。大额金融合同、担保合同，显然比普通购物合同需要更严格的核验。

第三，是否履行了法定或行业合规要求。平台有没有落实实名认证？有没有设置年龄筛查机制？有没有风险拦截措施？

平台没有过错的例外情形

如果平台能证明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技术措施，通常可以免除或减轻责任。比如，用户使用他人身份证并通过了人脸识别——如果平台采用的是国家认证的活体检测技术，法院一般认为平台已尽合理义务，不承担责任。

但问题在于：很多电子合同平台的实名认证，仅仅依赖身份证信息比对和手机号验证。如果未成年人拿的是家长的身份证和手机，这套流程根本拦不住。

三、司法实践中平台怎么被追责

来看几个真实案例，看看法院是怎么认定平台责任的。

案例一：14岁少年充值28万元，法院判退70%

2023年，广东深圳一名14岁少年用母亲手机，三天内为某款手游充值28万元。家长以“未成年人未经同意签署电子合同”为由起诉游戏公司。法院最终判决退还70%款项，理由是“电子合同虽成立但效力待定”。

这个案例里，法院没有让平台承担全部损失，而是按比例分担——未成年人一方承担了30%。为什么？因为家长没有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密码，也存在一定过错。

案例二：17岁少年打赏45万元，平台退24万元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17岁的小刘在某直播平台累计充值超过45万元用于打赏主播。平台曾发现异常消费并采取限制措施，但小刘冒充监护人与平台客服电话沟通，平台仅凭电话确认就解除了全部限制。

法院认为，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充值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交易行为无效。同时，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解除限制时仅依赖电话确认，未采用动态验证或人脸识别等更严格的技术核验手段，导致未成年人轻易规避限制。小刘本人及其监护人也负有相应责任。最终判决平台退还24万元。

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平台明明已经识别出异常消费，但在解除限制时没有采取足够严格的核验手段，被法院认定为“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

案例三：平台引导未成年人修改实名信息，承担主要责任

北京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未成年人张小某使用母亲的手机在某游戏平台充值10万余元。该平台在识别玩家为未成年人后，不仅没有锁定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反而提示可以通过“编辑身份信息”的方式修改实名认证信息。

法院认为，该平台作为游戏聚合运营主体，负有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登录的义务，但其并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存在较大过错。判决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游戏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

这个案例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不仅要有识别机制，还不能给未成年人提供规避识别的通道。诱导或帮助未成年人绕过年龄限制，过错更大。

案例四：15岁少年签50万元担保合同，平台担70%

据公开报道，2024年河南郑州一起案件中，一名15岁少年使用本人身份证在某金融平台注册，签署了一份50万元的担保合同。平台仅做了基础实名认证，未识别其未成年身份，也未限制高风险操作。

法院认为，50万元担保明显超出未成年人认知与承受能力，平台未设置任何年龄筛查或风险拦截机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判决合同无效，平台承担70%的缔约过失责任，监护人承担30%（因未妥善保管手机）。

这个案例与前面的游戏充值、直播打赏案件不同——它涉及的是金融担保合同，金额巨大、风险极高。法院对平台的注意义务要求也相应更高。

四、平台责任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

把以上案例放在一起，可以总结出几条规律：

第一，平台不是“保证人”，不需要对每一份合同的有效性承担担保责任。 法律没有要求平台对每一位用户的行为能力进行医学或司法层面的实质审查。平台的责任是“合理审慎义务”，而不是“绝对担保义务”。

第二，平台有没有过错，核心看三点：有没有能力识别、有没有设置拦截、有没有提供规避通道。 如果平台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识别出未成年身份（比如身份证号显示未满18岁），但没有拦截；或者识别出来后还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修改实名信息的通道——这种情形下，平台很难免责。

第三，平台的过错程度，直接影响责任比例。 从现有案例看，法院通常不会让平台承担100%的责任。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也负有相应责任——监护人要管好自己的手机、身份证、支付密码。责任比例从30%到70%不等，取决于各方的过错程度。

第四，合同类型和金额大小，影响平台注意义务的高低。 金融担保、大额借贷、长期租赁等高风险合同，平台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核验措施。普通的小额日常消费，平台的注意义务相对较低。

最后说一句

电子合同平台未有效核验年龄，导致未成年人签订大额合同——平台要不要担责？答案是：看情况。

如果平台连最基础的年龄筛查都没做，或者明明发现了问题还给未成年人提供规避通道，那基本跑不了责任。如果平台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技术措施，但未成年人使用他人身份信息成功绕过了核验，平台的责任就会大大减轻甚至免除。

对于电子合同平台来说，与其事后被动应对纠纷，不如主动构建“身份识别—年龄筛查—风险拦截—证据留存”的完整合规体系。人脸识别、活体检测、年龄门槛设置、异常消费预警、二次核验——这些技术手段虽然不能做到100%拦截，但至少能证明平台“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在法庭上，这一点可能就是决定责任有无和大小的关键。

对于家长来说，与其事后追着平台要退款，不如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密码。司法实践中，家长因未尽监护职责而被判承担部分责任的案例越来越多。平台的责任和家长的监护责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